摘要：作為傳承久遠的司法規則，“賜死”條款卻在北宋《天圣令》中神秘消失。究其原因，乃是制度層面之專門安排，而非法令文本傳抄疏漏所致。《天圣令》修訂以后，賜死在具體適用層面形成的諸多習慣性規則，在宋代司法實踐中得以長期沿襲。以天圣修令為界，宋代賜死裁決應當分別以令文規定和司法慣例為依據。以賜死為代表的慣例性規則呈現高度韌性與強大影響，對于司法實踐發揮著實質性支配作用。
一、賜死令文消亡之迷局
作為刑罰適用層面給予官僚貴族的優待措施，賜死規則經歷了復雜的發展歷程，橫亙于先秦至清末的漫長歷史時期。其中，尤以漢、唐時代之賜死規則最具代表性。唐《獄官令》規定：“五品以上犯非惡逆以上，聽自盡于家。”令文明確規定了賜死適用中身份要素、罪名要素與死刑執行方式三項內容。唐代賜死適用主體應僅限于官階五品以上之官僚貴族，《唐律》規定，“五品以上之官，是為‘通貴’。”所謂“惡逆以上”者，指謀反、謀大逆、謀叛及惡逆四類犯罪，此為“十惡”體系中位列前四的嚴重罪行。而“聽自盡于家”意為允許罪臣在居所（含宅邸、貶所、館驛等）采取自縊、服毒等方式自裁。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唐六典》從死刑執行角度重申了《獄官令》的規定：“凡決大辟罪皆于市。五品已上犯非惡逆已上，聽自盡于家”，將秘密處決之賜死與公開行刑之絞、斬予以明確區分。武宗會昌元年（841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請，又將五品以上官贓罪抵死者明確納入賜死范圍：“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于家者。伏請永為定式。”至此，令典所載賜死規則基本定型，且作為死刑執行方式，在唐宋之際長期行用。
《宋刑統》全面承用唐、五代死刑規則。首先，《斷獄律》規定，斬、絞、自盡均為法定死刑執行方式，不得隨意更換：“若應自盡而絞、斬，應絞、斬而令自盡，亦合徒一年。”因此，在律文層面，自盡為法定行刑方式之一。其次，《宋刑統》準用唐建中三年（782年）八月二十七日關于“杖殺”的敕令節文，將杖殺與斬、絞、自盡并列為法定死刑處斷方式。最后，《斷獄律》“決死罪”條準用唐《獄官令》3條，唐元和六年（811年）三月二十七日、唐會昌元年（841年）九月五日、后唐天成三年（928年）閏八月二十三日、后晉天福七年（94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唐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十四日、唐開成二年（837年）十一月八日等敕令節文6則，涉及死刑執行中覆奏、時限、撤樂等問題。其中，會昌元年（841年）九月五日敕節文之中賜死令文的法律效力得到再次肯定，晚至北宋初期，仍可見法司援引“賜死”條款之例證。據《宋會要輯稿》記載：至道二年（996年）九月八日，靈州環慶清遠軍路馬步軍都總管、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因奉詔“領兵于普樂河應接裹送糧草入靈州，尋遇番賊劫虜，拋失官糧”。對此，法司引用律、令斷為死刑，聽其自盡：“準律，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覆者斬；準令，五品已上犯非惡逆以上聽自盡。”此處所準令文，顯然為唐宋相沿之《獄官令》“賜死”條款，此足以證明“賜死”條款在宋初仍然具備現行法令地位。
“王族刑于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在制度設計層面，賜死是傳統身份因素和君臣觀念在刑罰適用層面的直接投射。以“白冠氂纓，盤水加劍”為典型特征的賜死古禮，經漢儒賈誼、戴德等人疏解，成為古代處置罪臣的重要理論依據，“人君觀此，可以得待臣之禮，而人臣觀此，其有罪者亦知所以自取也”。賜死具有優禮臣下之意，“與議、請、減、贖各條，自屬相符”。在司法程序層面，“采用賜死的方式處治大臣，也是隱晦大臣罪行的一種方式，即為大臣隱惡”。值得注意的是，賜死固然可以視為君主優崇縉紳之禮遇措施，卻也是“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于獄吏”之無奈選擇。唐《獄官令》《唐六典》中，賜死條款接續于“決大辟罪皆于市”條之后，是對常規行刑方式的例外規定，而“刑人于市”的觀念與傳統則可溯至《禮記?王制》。然而，作為傳承久遠的司法規則，“賜死”條款卻在北宋《天圣令》中神秘消失。那么，是否存在今本《天圣令》傳抄遺漏賜死條款的可能？答案卻是否定的。《天圣令》《元豐令》《紹興令》《慶元條法事類》均有“決大辟罪于市”條目，規定官員監刑、乘車酒食、親故辭訣、宣告犯狀、行刑時間、尸身收瘞等內容，《慶元條法事類》進而將乘車就刑范圍擴展為六品以上官犯非惡逆以上者，以上諸條嬗變軌跡清晰可循，自《天圣令》始，唯獨不見明示賜死條款。可以認為，宋代“賜死”條款的廢除，乃是制度層面之專門安排，而非法令文本傳抄疏漏所致。
今人陳俊強在比較唐、宋《獄官令》時曾言：“宋仁宗天圣制令時，此條令文卻遭到廢棄，不再行用。而《天圣?獄官令》中卻找不到相對應的官人判死罪準予自盡的條文，是宋代對官人取消了這方面的優待？”陳氏上述發現對于理解宋代賜死規則具有重要啟發，惜未見及后續闡釋。不僅如此，諸多有關宋代賜死的疑問亦隨之產生。譬如《天圣令》頒行后，朝廷是否繼續適用賜死？如何理解宋代賜死與“不殺大臣”祖訓之間的抵牾現象？與其他死刑行刑方式相較，賜死規則包含哪些基本要素？為解決上述疑問，本文試圖以天圣《獄官令》頒布為界，對宋代賜死事例進行個案研究與類案分析，以期查明宋代賜死之諸多謎團。
二、祖宗家法與賜死特例
自1940年代以來，圍繞宋太祖趙匡胤“不誅大臣、言官”誓約及其“誓碑”有無之公案，學界討論異常熱烈，此與宋代賜死之存廢與施行具有直接關聯。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不誅大臣言官’作為一條祖宗家法，已經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認”的判斷，得到前輩學者高度肯定。張蔭麟先生指出：“歷世君主遵守唯謹，遂認為有不殺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因此，“不殺大臣”可能以慣例、誓約或其他形式存在，且已經成為宋代君臣一貫恪守的祖宗家法。“‘祖宗之法’體現著‘任人’與‘任法’原則的互補與折衷。其落腳處是規矩法度，同時又突出著作為家族尊長、人治象征的‘祖宗’之導向與決定作用。”宋代“不殺大臣”的祖訓在罪臣處置程序亦有直接體現，據《朝野類要》：“本朝無誅大臣之典，故大臣有罪，亦多是先與宮觀，然后臺諫上章，得旨批‘依’，別日又宣麻降之，漸次行貶。”由于宋代極少處死兩府、宰輔或宰執等大臣，《獄官令》“賜死”條款似已經喪失存在意義。“不殺大臣”這一本朝家法逐漸嬗變為司法慣例，并成為促使宋廷最終刪除《獄官令》“賜死”條款的重要原因。由此，賜死規則逐步從成文法主義的令典條文，演化為不成文法主義的司法慣例。但是，上述變化并非取消高級官僚之刑罰優待，恰恰是宋代對高級官僚極少適用死刑的直接證明。與前代相較，宋代官員賜死案例顯著減少，其中賜死軍將、重臣者，更是特定歷史條件產生之例外現象；另一方面，自太祖朝始，賜死事例仍不絕如縷，直至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仍可見賜死宮嬪事例。在二十余宗宋代賜死案例中，太宗賜死趙贊等“佞幸之獄”，欽宗賜死王黼等“靖康之獄”，以及高宗賜死張邦昌等“炎興之獄”值得特別重視。尤其是兩宋之交發生的“靖康之獄”與“炎興之獄”，更與“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精神和天圣修令成果相互抵觸，可以視為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司法特例。
（一）佞幸之獄
咸平二年（999年）四月丙子，主客郎中、知虢州謝泌曾上疏曰：“先朝有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賴先帝圣聰，尋翦除之，然為患已深矣。”謝泌所言四人，皆于太宗端拱、至道年間獲罪斷死。端拱元年（988年）六月丙辰，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因謀反“磔于市”。除此以外，侯莫陳利用、趙贊、鄭昌嗣三人事跡見于《宋史?佞幸傳》，且均因賜死殞命，故此處權稱“佞幸之獄”。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原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經樞密承旨陳從信引薦，驟加恩遇，“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后為趙普舉奏，太宗遣近臣按得奸狀。端拱元年（988年）三月乙亥，利用“配商州禁錮，尋賜死”。此后，又有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趙贊，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鄭昌嗣因誣告、言事得位，互為表里，橫恣不法。“會上元張燈，上清宮成，帝駕初臨幸，都人尚未得游觀。宮中三清閣，佗人不得至，贊與昌嗣率其黨數輩犯關而入，攜妓樂登閣，飲宴通夕。掌舍宦官不能禁止，因以其事聞。”至道元年（995年）正月丁卯，削奪趙贊官爵，家屬配隸房州，鄭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并于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上述三人賜死皆非自我了斷，侯莫陳利用實由中使“磔于市”，趙、鄭二人“盡縊殺之”。其中，賜死侯莫陳利用甚為周折，在眾證確鑿的情況下，太宗仍極力袒護，趙普力諫，方命賜死。“既而悔之，遽遣使馳傳以免其死。使者至新安廄置，馬踣，墜傷趾，追不能及，利用已磔于市，聞者快之。”侯莫陳利用、趙贊、鄭昌嗣均出身寒賤，恃寵而驕，盡喪人臣之禮，乃有腰領之誅。上述賜死案例發生于太宗端拱、至道之際，此時，《獄官令》“賜死”條款仍然具備法律效力。侯莫陳利用、趙贊與鄭昌嗣三人皆先行流貶，后于貶所賜死，一定程度上遵從了中國古代優崇衣冠的司法傳統。與明正典刑、肆諸市朝的處決方式相比，這也彰顯了宋代君主對佞臣群體的臨終庇佑。
（二）靖康之獄
欽宗即位后，宋廷連續處置李彥、王黼、梁師成、朱勔、蔡攸、蔡翛等宰輔重臣，因六人皆于靖康年間賜死，故以“靖康之獄”合稱。“靖康之獄”賜死大臣品秩之高、數量之夥、用刑之頻，在兩宋三百余年司法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其中，拱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是“靖康之獄”中最早賜死者。據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三日圣旨：“李彥賜死。王黼、李彥并籍沒家產。”《宋史》亦有“彥削官賜死，籍其家”的記載。至于賜死李彥之行刑方式，囿于史料所限無法查明。王黼、梁師成、朱勔三人，皆在貶竄之后賜死于路。其中，太傅王黼是在靖康年間賜死的第二位朝廷重臣。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乙未，“貶少保、淮南節度使梁師成為彰化軍節度副使，行及八角鎮，賜死”。關于梁師成具體死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云“行一日，追殺之。”另據《甕牖閑評》引《欽宗實錄》：“王黼聞欽宗即位，震駭，亟入賀，欽宗先諭閤門，使勿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既而籍其家，賜死于負國村。”王黼貶竄之后，朝廷陰令開封尹聶山“遣武士躡及于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夾注引《靖康別錄》：“‘開封府奏，據捉事使臣韓膺狀，王黼二十四日至雍丘縣永豐鄉，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比他書最詳，庚寅二十四日，今從之。”則盜殺王黼時間，當在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庚寅。與王黼、梁師成相比，寧遠軍節度使朱勔賜死頗為延宕，《宋史?刑法志》言“三月，竄勔廣南，尋賜死。”《宋史》本傳詳細記錄了朱勔放歸田里、歷徙諸州的經過：“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可見，朝廷對于王黼、梁師成、朱勔三人的處置，均采取先行竄逐邊遠，既而遣使中路誅殺的方式，名為賜死，實非自裁。因貶謫、安置裁決直接將罪臣逐出“大臣”之列，賜死與祖訓之間的矛盾，亦因身份變更得以部分消解；而以賜死名義中路秘密處決，則朝廷威信與臣僚顏面亦因此得以保全。與前述四人相比，賜死蔡京之子蔡攸、蔡翛，遵循了罪臣自裁的司法傳統，二人分別采取服毒、自縊方式自殺。《三朝北盟會編》引《中興姓氏奸邪錄》：“靖康初，臣僚言其罪，（攸）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再責潯州、雷州。臣僚再言其罪，移竄海外，遂賜死，時年五十。”《宋史?欽宗紀》：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辛未，“移蔡攸于萬安軍，尋與弟翛及朱勔皆賜死。”《清波雜志》詳細記錄了蔡氏兄弟自裁情形：“翛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余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與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靖康之獄”是在北宋政權傾覆前夕的特殊舉措，欽宗“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的裁斷，得到史臣充分肯定。然而，欽宗采取賜死方式誅戮大臣的做法，又有違背祖訓之嫌，且存在“天討不正為失刑”的缺陷。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曹勛《進前十事札子》言及徽宗訓示：“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然要當知而戒焉。”在徽宗看來，“靖康之獄”顯然違逆了“不殺大臣”祖訓，故而特別提示高宗引以為戒。究其根本，由于仁宗《天圣令》已經刪除“賜死”條款，“靖康之獄”所采取的審訊、貶降、行刑諸環節，顯然缺乏直接法律依據。此時，法司主要依據欽宗特旨和司法慣例處置李彥等朝廷重臣。
（三）炎興之獄
遺憾的是，徽宗關于“不殺大臣”的宣諭并未對高宗產生直接約束。恰恰相反，以賜死方式誅殺臣僚的風氣，在南渡之后的建炎、紹興年間迅速蔓延。圍繞確立和維護高宗政權法統問題，建炎年間興“偽楚之獄”，賜死張邦昌、宋齊愈；為節制地方武將擁兵跋扈，又先后賜死范瓊、李允文。上述四案皆發生于建炎、紹興年間，故權以“炎興之獄”名之。從一定意義而言，紹興十一年（1141年）岳飛之獄，也是高宗以賜死軍將方式削奪兵權、鞏固權威之政策延續。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為偽楚皇帝，張邦昌被迫僭位。因非其本意，張邦昌遂迎元祐皇后孟氏垂簾聽政在前，遣謝克家奉玉璽迎請康王于后。高宗即位，徙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李綱為相，建議宜誅邦昌，以戒臣下，臣僚亦言其僭，乃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賜死，時年四十七。”觀張邦昌前后形跡，已盡人臣之禮。由于偽楚政權在宋金博弈之中扮演特殊角色，張邦昌由此成為當時政治、軍事和外交斗爭中的關鍵人物。具有“異姓建邦四十余日”特殊經歷的張邦昌，成為新生南宋政權存續的嚴重政治隱患。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及是聞金以廢邦昌為詞，復侵界，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壬子，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令張邦昌自裁。“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覩三字，長嘆就縊。”值得注意的是，高宗即位之初，朝廷即已開始清算靖康國變之際臣僚罪責。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壬寅，試開封尹徐秉哲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七月癸丑，通直郎宋齊愈“坐親書逆臣姓名，謀立異姓，賜死”，實則“腰斬都市”。此后，賜死又在整肅割據、誅滅悍將斗爭中得到應用。據《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丁亥，“以范瓊跋扈無狀收下大理獄……壬辰，言者又論范瓊逼遷徽宗及迎立張邦昌，瓊辭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范瓊縛付大理后，以其所領八字軍“還付新知洮州王彥，余兵分隸御營”。其實，逼遷徽宗、迎立邦昌并非問題關鍵所在，范瓊下獄的根本原因在于擁兵自重、要挾朝廷。《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言范瓊“引兵趨行在。既至，未肯釋兵，因奏乞貸管軍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又言招盜賊十九萬人，皆愿聽臣節制。上駭而怒。”而所謂賜死，實則“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范瓊之患，至此根除。李允文是建炎年間挑戰朝廷權威的另一悍將。允文鎮守鄂州之際，“邀留上供綱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棫用軍法脅取州縣物以千萬計”。知岳州袁植欲以其奸狀奏聞，為允文所得，送蒲圻獄，“沉于江而殺之，以舟覆告。”紹興元年（1131年）十月丁卯，“以李允文恣睢專殺，賜死大理獄。”新朝初創，戰事頻仍，果斷處置范瓊、李允文二將，是宋廷貫徹祖宗所立偃武興文國策的重要舉措，對于各地軍將警誡震懾之意，可謂不言自明。此后，“國法以正，紀綱以張，強臣悍將始知有朝廷之尊。立國之基，實肇于此。”孫覿所撰《韓世忠墓志》曾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鐵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將岳飛與范瓊相提并論，實屬善惡混淆，此前賢宿儒早已抉示。然而，若從朝廷誅滅節鎮之意而論，孫覿的歸納與表述亦可自圓其說。與“靖康之獄”相類，因無現行法令可供援引，建炎、紹興年間賜死張邦昌、宋齊愈、范瓊、李允文均依累朝慣例行事。對于國變之際賜死罪人家屬，朝廷采取嚴格管束措施，紹興元年（1131年）正月一日德音規定：王黼、朱勔、梁師成、范瓊等子孫、家屬，“皆系反逆之家，更不移放”。
可以認為，有宋一代前后三度出現的密集型賜死事例，深刻體現了不同歷史時期政治格局與法令適用之間的共生絞繞關系：“佞幸之獄”展示了北宋初年法司賡續《獄官令》“賜死”條款的歷史面貌，“靖康之獄”反映了喪亂之際宋廷突破“祖宗之法”的非常舉措，“炎興之獄”隱含了南渡君臣對“偃武興文”立國策略的強力貫徹。
三、賜死規則之基本構成
源自唐《獄官令》之“賜死”條款是支配宋代死刑執行的重要依據之一。《天圣令》修訂以后，作為相沿已久的司法規則，賜死在具體適用層面形成的諸多習慣性規則，在宋代司法實踐中得以長期適用。以天圣修令為界，宋代賜死裁決應當分別以令文規定和司法慣例為依據。司法實踐中，宋代賜死程序包含鞫治、宣敕和行刑等基本環節。
（一）鞫治
法司審判是賜死的前置程序。最終由君主敕斷的賜死案件，事先須經開封府、大理寺或御史臺推治。《宋史?刑法二》：“群臣犯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后，又有“制勘院”與“推勘院”之別。然而，宋代鞫治賜死案件機構的選擇，其實并未嚴格遵照上述規則。其中，御史臺是宋代鞫治賜死案件的重要機關，北宋時期曾負責審理多宗賜死案件。乾德元年（963年），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張瓊為史珪、石漢卿等誣譖，“下御史府按鞫。”熙寧八年（1075年），山東吿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宋史?徐禧傳》記監察御史里行徐禧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則“趙世居獄”由御史臺負責承辦當屬無疑。直至高宗踐祚，仍可見御史臺鞫治賜死要案，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八日同奉圣旨：“宋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勘，具案聞奏。”南宋建炎、紹興年間，大理寺承辦詔獄職能受到格外重視，范瓊、李允文、岳飛、施全等重大案件均由其負責。賜死案件鞫治機關的變化，當與元豐改制以后，大理寺審判權限變化直接關聯。宋初大理寺“凡獄訟之事，隨官司決劾，本寺不復聽訊，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訖，同署以上于朝。”元豐元年（1078年）十二月十八日，中書奏請復置大理獄，專掌治獄，“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非追究者隨處裁決，余并送大理獄結斷。”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丁亥，知樞密院事張浚奏范瓊大逆不道，“遂以張浚兵擁縛付大理。”紹興元年（1131年）十月丁卯，“詔直秘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月戊寅，“下岳飛、張憲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紹興二十年（1150年）春正月丁亥，殿前司神勇后軍施全刺殺秦檜，“眾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特定情況下，朝廷也可差遣使臣鞫治賜死案件，如乾興元年（1022年）三月丙申，“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勛、右侍禁閤門祇候李惟新就鞏縣劾允恭罪狀以聞。”
《三朝北盟會編》《玉照新志》等文獻保存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齊愈案案卷，完整展示了該案置獄、鞫治、裁斷、奏聞等鞫治程序，為查明宋代賜死裁決的司法流程提供了重要參照。其一，宋齊愈案件事實認定資料。包括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二十八日尚書省乞罷免宋齊愈諫議大夫札子、七月八日令御史臺置司根勘圣旨、御史王賓勘狀、中書舍人李會供狀等文件。宋齊愈核心罪狀為“謀立異姓，以危宗社”，據王賓勘狀：群臣于皇城司聚議時，宋齊愈“輒自用筆于紙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而《三朝北盟會編》所記“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所有齊愈寫張邦昌紙片子，即時毀了，并無見在，只收得王時雍等元議定推舉狀草歸家”一節，則不見于《玉照新志》。其二，御史臺審理結論。御史臺認為宋齊愈謀立異姓書張邦昌姓名屬實，同時建議依法赦宥：“檢會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內一項，昨金人逼脅使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今已歸復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亦不獲已，尚慮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并與放免一切不問。勘會上項赦文，系謂張邦昌僭號之后，供奉行事之人，特從寬貸。”其三，法寺裁斷意見。“宋齊愈系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敕：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從赦后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其四，宋高宗裁決。高宗并未采納斷司意見，特令嚴懲：“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偽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斷。仍命尚書省出榜曉諭。”此外，《玉照新志》特別說明保留上述案卷材料的緣由，“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于有司。因錄于左”。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大理寺鞫治范瓊，由大理少卿王衣主理。《故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歷城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墓志銘》記載了王衣承辦此案的背景、盤詰及行刑等部分內容。雖不及宋齊愈案卷詳盡，亦可窺知南宋大理寺鞫獄之梗概。
公諱衣，字子裳……明年渡江間關，以從將幸建康，擢大理少卿。會誅范瓊，朝廷患其握兵，難顯戮于市，召問，公對曰：“瓊罪可正，瓊兵可分，請付寺治，必使伏法。”瓊既被收，盛氣不屈，寺官多避去，或謂瓊驍賊，宜厚為之備。公不顧，獨鞫治之，瓊稱無罪，公徐以圍城中鼓眾不順語折之，遽曰：“范瓊死罪。”公顧吏曰：“囚辭伏矣。”遂斃于獄，論功遷中散大夫。
《宋史?王衣傳》與墓志關于王衣審理此案的盤詰重點有所不同：“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墓志所言“圍城中鼓眾不順語”與“逼遷上皇”一節對應。可見，大理少卿王衣負責查明范瓊罪狀，至于范瓊最終處置，當由議司裁定，奏報高宗決斷。與侯莫陳利用、張邦昌等賜死案例類似，對范瓊的最終處置亦經歷由貶竄升格至賜死的過程。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范瓊招供以后，王衣“遂上其獄。詔用臺諫三章，責瓊為單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其親屬將佐并釋之”。
（二）宣敕
賜死是君主在刑罰執行領域彰顯權威的重要路徑，而詔敕則是著錄、傳達和實施君命王言之權威的文本載體。既曰賜死，則詔敕的傳達即成為賜死程序不可或缺的基本環節。《唐大詔令集》收錄《劉洎賜自盡詔》《劉晏賜自盡敕》《柳璨賜自盡敕》等唐代賜死敕文近30件，遺憾的是，賜死詔敕在《宋大詔令集》中竟付之闕如。然而，在部分案例中，仍可尋得賜死詔敕蹤跡。如《揮麈后錄》保存的張邦昌賜自盡敕，即直觀反映了宋代賜死詔敕之梗概。
建炎元年（1127年）詔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支優賞賜錢數百萬緡，猶以迫于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黃裀，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跡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奉議郎試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仍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
此敕又見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文字略同。在記述張邦昌罪狀的同時，宣示朝廷惻隱之心，對張邦昌家屬生計做出專門安排。由于宣達詔敕是體現君臣名分的重要儀節，宋代司法亦不乏犯官要求聞知、查驗詔敕例證。如詔敕宣諭中存在瑕疵且引發罪臣質疑，賜死程序即可能遭遇強制阻斷。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戊辰，道州司馬寇凖貶雷州司戶參軍，中使按照宰臣丁謂指示，“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中使行至道州館驛，寇凖派遣郡官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寇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凖死，愿見敕書。”寇凖作為朝廷重臣，對于賜死之儀當不陌生。因覺察中使形跡可疑，遂要求當眾宣諭，以正視聽。“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寇凖貶雷州司戶敕》見于《宋大詔令集》，內容與賜死毫無關涉。因此，伴隨敕令正式宣達，中使“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的脅迫、威嚇意義隨之消散。《宋史?高登傳》記紹興年間，歸善令高登因命題獲罪，編管容州，由使臣謝大作持傳省符。“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后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謝大作所傳省符中并無賜死旨意，且已送達高登本人。巡檢領兵脅迫，顯與省符內容相違。寇凖、高登雖未赴死，卻足以證明依法宣告和準確傳達賜死詔敕，對于維護程序正義、保障事主權利之重要意義。
（三）行刑
《獄官令》規定，賜死犯官有權自裁，蔡攸（自縊）、蔡翛（飲藥）、張邦昌（自縊）皆屬此類。又據《宋史?張瓊傳》：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張瓊因陵侮軍校、擅乘官馬等事，為史珪、石漢卿等誣譖，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系帶以遺母。獄具，賜死于城西井亭。”《宋史?太祖紀》將張瓊死亡時間系于乾德元年（963年）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張瓊以陵侮軍校史珪、石漢卿等，為所誣譖，下吏，瓊自殺。”《續資治通鑒長編》《九朝編年備要》《宋史全文》等所記與《太祖紀》同，且皆言張瓊自殺。李燾《長編》注曰：“《新錄》及《國史》并宋白所為《瓊傳》并云獄具乃賜死于城西井亭。今從《舊錄》。疑《新錄》與《國史》及宋白或加潤飾也。”對于上述矛盾之處，若從賜死本意考察，則不能排除太祖賜死張瓊且命其自裁的可能。
然而，宋代賜死行刑的實際情況，與《獄官令》“自盡于家”的文本規定存在嚴重出入。就行刑方式而言，多數人犯并非自絕其命，而是由朝廷遣使以杖殺、凌遲、磔、斬、縊殺等方式處決。凌遲、杖殺、磔等不僅重于斬、絞二刑，且無所遮蔽，死無全尸，賜死本身所應具有的優崇禮遇意涵喪失殆盡。其一，杖殺是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十四日敕確定的死刑處決方式，《宋刑統》準用。仁宗乾興元年（1022年）六月庚申，內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皇堂、隱盜官物金玉等事，“賜死，籍其家。”雷允恭貪沒贓物明細及行刑方式等，則見于《續資治通鑒長編》：“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三千一百一十兩、銀四千六百三十兩、錦帛一千八百匹、珠四萬三千六百顆、玉五十六兩及當進皇堂犀帶一、藥金七十兩，又坐嘗令取玉帶賜輔臣而竊取其三，于是杖死于鞏縣，籍其家。”其二，凌遲是宋代最為嚴酷的死刑處決方式，《宋史?刑法志》記載：“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大觀元年（1107年），丞相吳充二孫朝散郎知和州吳儲、承議郎監潤州酒務吳侔“同妖人張懷素有異謀，皆賜死”。《王荊公詩集》李璧注引《國史》則曰：“崇寧四年，事敗，獄成，懷素、吳儲、吳侔、邵稟并凌遲處斬。”其三，磔殺之適用見于太宗朝“侯莫陳利用案”和高宗朝“施全案”。紹興二十年（1150年）三月，“殿前司神勇后軍施全將一鍘刀，伏于暗處，等檜回朝，向前刺之，為轎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賜死”。據大理寺驗治，武將軍士經費微薄不能自給，是激發此案的直接原因：“自罷兵后，凡武臣陳乞差除恩賞，檜皆格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至是，全以所給微而累眾，每牧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紹興二十年（1150年）正月壬辰，“詔磔全于市。”其四，斬殺也是宋代賜死的行刑方式之一。如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斬朱勔于循州；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甲辰，以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當金人謀立異姓，書張邦昌姓名，斬于都市。”《宋史?刑法志》則進而詳記為腰斬。其五，縊殺也是賜死行刑方式之一。與自縊不同，縊殺由監刑人員主持施行。在宋代以縊殺方式處死的官僚貴族之中，宗室趙世居格外引人關注。熙寧八年（1075年）閏四月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余姚縣主簿李逢謀反，辭連右羽林大將軍世居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命御史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御史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等伏誅。”〔106〕此案后世稱“李逢獄”“李士寧獄”或“趙世居獄”，案件起因則與永昌卜陵之際產生的一則讖語有關。據《揮麈余話》記載：“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謂繼恩云：‘太祖之后，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此事又見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佩韋齋輯聞》等文獻。太宗大漸之際，王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太祖之孫惟吉，后因泄密未果。昌齡之孫李逢素聞家語，遂與方士李士寧、醫官劉育等熒惑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趙世居乃太祖后裔，南陽侯從贄之子，時任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團練使。術士李士寧與世居過從甚密，士寧以仁宗御制詩贈世居母康氏，又許世居金銀龍刀，誘惑世居圖謀不軌。其后世居賜死，朝廷“差御史臺推直官監世居至普安院，縊殺之，中使馮宗道視瘞埋世居”。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禪位，孝宗以太祖后裔身份入繼大統。從某種意義而言，百余年前苗昌裔讖語似乎至此應驗。兩宋皆于二世之際發生譜系更迭，誠可謂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四、結語
經由司法實踐這一源頭活水勾連的律文、令典與慣例等法律淵源，為管窺宋代司法文明的實際樣態與嬗變格局提供了多元動態視角。與宋代“不殺大臣”祖訓相契合，以官僚群體為處置對象的賜死規則，成為宋代法令厘革與適用的重點領域。至北宋《天圣令》刪削賜死條目，唐宋之際長期承用的賜死令文最終成為歷史陳跡。宋代賜死案件適用的法律依據，實現了從令文規定向司法慣例的時代轉型。在法律創制領域，《天圣令》剔除賜死條款，或可反映國家立法主動遵從“祖宗家法”的適時調整，亦是宋代極少對高級官僚適用死刑的直接證明。在刑罰執行領域，以賜死為代表的慣例性規則呈現高度韌性與強大影響，形成了鞫治、宣敕、行刑等基本施行環節。總之，《獄官令》“賜死”條款呈現“名亡實存”的特殊景象，并在天圣修令以后，以司法慣例形式長期發揮直接適用效力，并對宋代死刑執行體系產生實質性支配作用。宋代賜死規則從令文到慣例的時代嬗變與具體適用，充分展示了唐宋變革視野中“祖宗家法”對于法律創制與刑罰執行的深刻影響，以及中國古代司法傳統中“傳承”與“權變”的互動關系，并由此發現中國傳統司法文明沿革、興替、損益的歷史邏輯和現實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