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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瀚教授受聘西安仲裁委員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

  2025年3月1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發布《關于聘任西安仲裁委第四屆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王瀚教授受聘西安仲裁委員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聘期為2024年12月4日至2029年12月3日。 （供稿：國際法學院 撰稿：石文慧 審核：李立）

  2025-03-21

• 【人民法院報】李偉弟：延安時期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實踐探索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擴大）主席團成員。 資料圖片 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全黨范圍內開展了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資料圖片 中共七大會場。 資料圖片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干部教育培訓，使廣大干部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專業能力、實踐本領跟上時代發展步伐。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工作規劃（2024—2028年）》。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作為建設高素質黨員干部隊伍的先導性、基礎性、戰略性工程，是新時代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改進黨的建設的重要方式。黨在歷史上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始終常抓不懈、常抓常新，尤其是在延安時期，隨著中國革命向縱深化發展，革命形勢、隊伍建設、發展需求等方面也同步發生了重大變化，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在這一階段逐步向系統化、規范化、正規化方向發展，呈現出鮮明的政治性、革命性、教育性等特質，開了中國式現代化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先聲。 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由于革命形勢與政治環境發生的重要變化，黨的建設需要更具有緊迫性、全面性。但在全國抗戰初期，黨的干部大約只有2萬余人，干部匱乏對這一時期革命任務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張聞天曾專門指出，“干部的極端缺乏——各方面要，無法應付”。與數量上的不足相對應，干部能力不足的問題也日漸突出。這一時期的革命斗爭形勢極其復雜激烈，革命根據地同時面臨革命與建設的雙重任務，由此導致干部需要由無產階級革命者向革命者與建設者的雙重身份進行轉變，干部隊伍整體的思想政治覺悟、革命理論水平、教育文化素養及實踐工作能力亟須全面提升。對此，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立即恢復因長征停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并將其正式命名為“中共中央黨校”，于1935年11月中旬正式復校復學。同時，為應對革命發展的現實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特此提出以培訓“群眾的、軍事的、黨的、政治的四種人才”為主要目標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要求，表明了黨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向專業性、綜合性、精準性發展的客觀要求。1937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中國革命的發展變化賦予了黨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以重要的歷史責任與使命。1937年10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提出了“從蘇區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這一戰略任務。在1938年9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提出“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要求自上而下一致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靈活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斗爭中來。自此，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逐步向正規化、現代化方向邁進。這一時期，黨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集中凸顯出以下特點。 在頂層設計方面，制定并實施相關法律與政策，確保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有法可依、有令可循 1939年4月公布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中，要求“實行干部教育，培養抗戰人才”。1941年5月頒布實施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規定“加強干部教育”，“實施公務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1943年2月公布的《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在“統一干部管理，調整和提高干部”章節中，分析了邊區各級干部中諸如缺乏文化知識和獨立工作能力，存在狹隘經驗主義、宗派主義甚至思想意識腐化蛻化等問題，要求改造行政學院為區縣級干部學校，并在重新制定學習計劃與學習材料的基礎上，堅持貫徹整風的思想教育。同年5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中確立了“努力學習，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干部準則。上述法律法規分別從憲法性規章、政府規定、行為公約等方面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進行了確認，賦予了其法律價值與效力。 與上述法律法規相對應，關于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相關要求大多以黨內政策文件的形式頒布實施。例如，1939年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針對不同的干部分類實施教育培訓；1940年1月、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別發出《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傳部先后發出《關于加強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關于抗日根據地在職干部教育中的幾個問題的指示》《關于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等相關文件；1941年12月，根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形勢的重大變化，中共中央提出“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的方針要求，其中重要內容即在于加強干部的教育培訓工作。隨后通過的《中央關于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對目前黨校的整理辦法》等相關制度文件，進一步明確了干部教育培訓的工作要求、培訓計劃、指導思想等相關內容，對于整合教育教學資源、提升培訓育人實效、優化教師學員隊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的工作指示，各革命根據地也緊跟延安步伐，借助整風運動的形勢相繼出臺系列文件，進一步加強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整頓，如晉察冀邊區發布《關于目前各地干部教育的決定》（1940年1月）等。 這一時期關于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出臺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文件與中國共產黨強化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密切關聯，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在逐步從小黨發展為大黨、從局部執政到創立新中國、從無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過渡等一系列深刻轉變的過程中，關于如何培養干部、為誰培養干部、培養什么干部等問題的探索與回答，指明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內容。總的來看，延安時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關鍵轉型期，也是中國共產黨積累治國理政經驗的重要時期。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中，這些宏大的歷史背景與革命任務要求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客觀上承擔著解放人、改造人、培養人的重要功能，而這一功能要求必然是長期性、根本性、革命性的，需要在政治和法律的雙重作用下保證實施效果。 在教育原則方面，著重突出問題導向和實踐導向，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力求教育走深走實 針對干部隊伍整體理論弱化、實踐虛化及觀念偏差等問題，延安時期干部教育培訓的覆蓋面不斷擴大，培訓群體的類型、層次、內容也不斷得到提升。據李維漢回憶，1937年5月，僅在中央黨校培訓的干部學員主體上至少囊括了紅四方面軍干部、陜北干部、老干部、高級干部、少數民族干部、抗大黨員、白區學運干部、工農以及文化水平較低的干部等群體。這一時期人員分級分類教育體現出因需施教、因材施教的工作理念，也表明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逐步系統化的態勢。 鑒于文化程度、工作性質、學員結構等差異，這一時期貫穿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主線是依靠科學理論指導科學實踐活動，其主要內容是圍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具體運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把學習提升到關系黨的根本目標的戰略高度，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任務，他強調，“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并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競賽的號召。張聞天著重說明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深刻內涵，即加強馬列主義的革命精神與方法的教育，用實際問題來說明馬列主義的原則。會后，中央黨校在課程設置上著重突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黨的建設相關內容的學習。例如，將黨史、黨建教育擺在干部教育培訓的重要位置，在開展“聯共（布）黨史”學習的同時，由陳云講授《黨的基本組織原則》《組織工作與領導方法》《支部工作》，謝覺哉講授《中國共產黨》《黨員》等專題。在中共中央《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全黨干部都要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在《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中，明確了黨校的基本任務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實際教育干部”，教學的中心目標是“求得理論與實際的一致”。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提出，干部教育培訓“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同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重點糾偏了在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中存在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本本主義等錯誤傾向，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不是各種原則的死記和背誦，要求加強對國史、國情、黨史及政策的教育，“使學生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并把二者生動的聯系起來”。 上述教育實踐凸顯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中的政治導向和科學屬性。其深刻價值在于，中國共產黨在彼時歷經二十余年的艱苦奮斗后，需要建構出一套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的話語邏輯和實踐范式。這一“結合”的過程并非“話語再造”或“概念重塑”，而是邏輯契合、內容互嵌、語用融合的，具有對中國革命實踐進行正確引領和科學闡釋的功能，由此體現了黨在干部的思想引領、價值規范、行為塑造等方面力圖實現一體化、本土化的實踐傾向。 在教育內容方面，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實際問題、提升革命素養與建設能力同步進行，為革命轉型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在創辦黨的歷史上第一所干部學校——湖南自修大學時，即明確了思想教育與知識教育相結合的教學要求。可以說，黨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在開展之初就具有實現思想解放與人的解放雙重功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黨的干部教育培訓迥異于舊式的私塾教育，也不同于資本主義學校的“文明教育”，其鮮明地體現出階級性、實踐性和革命性等特征。歷經多次調整和優化，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在教育內容上，主要分為四類：一是業務學習。從事黨務、政治、宣傳、組織、經濟、衛生、民運等各個部門的干部均要開展業務學習，學習內容囊括相關業務知識、政策法令、工作經驗、相關歷史及科學知識等方面。二是政治學習。包括時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主要以報紙、時事報告、時事討論會等形式進行。三是文化教育。涵蓋了國文、數學、歷史、地理、自然知識和政治常識等方面的學習，例如徐特立、廖承志等人就在中央黨校講過自然和地理課。四是理論教育。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教育、黨的宗旨和黨性教育、具體科學理論學習等方面。這四類課程有機結合、互相嵌入，形成全面提升思想教育、知識水平及能力培養的教學體系，著力在通過革命活動實現人身解放的同時，以教育培訓的形式使黨的廣大干部自覺融入人民革命中，從“靈魂深處”找尋和踐行中國革命的使命與責任。 為提升教育教學實效，延安時期黨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在教學過程中與現代教育進行對接，對教育環節進行了深度優化，建立起科學的教學體系。首先，在教學理念上，對不同層次、不同需求、不同類別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思路進行了統一，即通過將學習與工作放置在同等地步，構建了全黨上下一起學、在戰斗和工作中學、黨校集中學和“見縫扎針”學的教育工作理念。其次，在教學管理上，建立了一系列常態化學習的制度，切實保障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嚴格規范、行之有效。一是設立學習節，加強學習的普及化、大眾化、常態化。自1940年起，確定每年5月5日為“五五”學習節，專門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進行總結和表彰。二是規定固定的學習時長。要求黨員干部在不妨礙業務工作、戰爭、身體健康等情況下，一律堅持每日兩小時學習制。三是成立學習小組。將文化理論水平相近的同一單位干部進行編組，分類開展學習研討、互促互學。四是建立講授輔導制度。以設置學習小組指導員、巡回教育站、顧問團等形式，廣泛開展學習指導和答疑解惑工作。五是實行定期測驗考試。以日常考查、臨時測驗、學期考試、畢業考試等多種形式強化教育觀測和監督學習。六是建立考核評定制度。以政治鑒定或組織鑒定衡量學員黨性修養，以學業鑒定審核黨員學習成績，加強過程管理和成效考核。再次，在學習方式上，主要以自學、討論、座談、講課等形式為主，注重精學、細學、研學、聯系黨史與實際問題學，促使干部教育培訓學講結合、學懂弄通、真學真用。尤為重要的是，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法，使廣大黨員干部將歷史與現實、個體與社會、局部與整體等不同層面的問題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系統化的學習，真正融入黨的思想路線和方針政策中，建立起統一的思想認知和規范認識。 事實證明，堅持不懈用黨的創新理論凝心鑄魂、強基固本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經驗，也是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內在要求。回溯延安時期的實踐經驗，主要著力于為新時代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科學體系的構建提供“一泓清泉”，在新的歷史方位中，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更需要著眼于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宏偉使命，以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為主線，全面提高干部素質和能力。 〔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研究”（22&ZD025），202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群團組織建設經驗及其當代啟示研究》（20CDJ00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人民法院報】延安時期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實踐探索 https://rmfyb.chinacourt.org/content/202503/21/article_968592_1390963239_5947844.html

  2025-03-21

• 我校保衛處及多名同志獲西安市公安局表彰

  近日，西安市公安局印發《關于表彰2024年度文化保衛工作優秀集體和優秀個人的決定》，表彰西安市文保系統各級保衛組織和保衛干部在守牢安全防線、突發事件處置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我校保衛處榮獲“優秀高校保衛處”稱號，李國洋（保衛處）榮獲“優秀保衛干部”稱號，鞏飛（新聞傳播學院）、崔嵐秀（黨委宣傳部）、孟德文（黨委學工部）榮獲“優秀信息員”稱號。 2024年，保衛處在校黨委和行政的正確領導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緊緊圍繞學校中心工作和安全穩定目標任務，做到“六個堅決防止”，積極履責，勇于擔當，敢于奉獻，全面化解風險隱患、切實提升安防水平，有力保障了校園安全穩定。全年在兩校區電動自行車、摩托車專項治理工作，兩校區消防設施升級改造工作，長安校區智慧校園門禁信息化建設工作及兩校區新能源汽車充電樁配套工作中取得顯著成效。 保衛處及全體保衛干部、校衛隊員，在今后的工作中，將始終保持昂揚斗志，銳意進取，以高度的責任心認真履職盡責，全力為保障學校的安全穩定貢獻力量。 （供稿：保衛處 撰稿：王宸子 審核：喬軍偉）

  2025-03-20